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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着舆论的走向。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微博微信等工具遍及大多数人手机的自媒体时代，媒体摆脱了“新闻”的束缚，有了更大的自主话语权。为了迎合网民群体，有意识的选择报道的角度去描述新闻事实也屡见不鲜。在医疗卫生事业上，网络舆情的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例如年初时的乙肝疫苗事件，导致了10省乙肝疫苗接种率下滑了30%（新京报，2014年1月3日），尽管乙肝疫苗本身并无质量问题。
因此，医生所处的舆论环境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产妇死亡事件”舆情概述
8月10日下午，湖南湘潭县妇幼保健医院一名张姓产妇，做剖腹产手术后死亡。12日，华声在线以《湖南一产妇死在手术台主治医找订单生护士全体失踪》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其中写道院方回应“详细情况不便介绍”，迅速引起诸多质疑和网络热议。
13日，湘潭县连发通报，还原事实。舆论场出现分化，反应不一。新华网采访当事人及家属后，发布“三问”继续质疑；人民网“求真”栏目则通过联系湘潭县相关部门得知“医生护士全体失踪并非实情”。微博上，热门话题“湖南湘潭产妇死亡医护失踪”阅读量达6800多万。医疗界的大V们也纷纷参与了这一话题的转发和评论。从普及“羊水栓塞”医学知识，解释医护、医院的做法，并称“要是我，我也跑”，引导网友设身处地思考。
14日，当事人家属@张宇父亲也开通了实名认证微博，认为产妇之死，医院和家属都存在“可以理找订单解”的不当反应，“导致矛盾激化”。获多数网友认可，网络舆情趋于理性。
15日，涉事医院和家属同意走法律程序，舆情平息，媒体反思。环球网认为，媒体报道不应该火上浇油，涉医新闻需审慎落笔；医疗调查鉴定死亡原因，拒绝和稀泥式维稳，不能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拿钱了事”。（人民网：湖南湘潭产妇死亡事件舆情发展脉络）
“产妇死亡事件”中，湘潭县信息发布及时，减少了猜疑空间；医疗界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形成，理性引导，减小了网络舆情对事件处理的负面影响。
网络舆情不能代表现实民意
在“产妇死亡事件”的医患博弈中，我们发现，网络舆情和当事人的真实想法完全不同。后者也是这一事件能够迅速趋于理性和平息找订单的原因之一。2013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提出：网络舆情并不是民意的真实反映。随后的研究认为，网络舆情具有非主流、负面、非理性、逆反性、有组织性、从众性、扩散性和虚拟性等特点。更有人将医生、官员、警察、城管和教师称为网络上的“黑五类”——只要一出现，立刻就会被网民群起而攻之，而且乐不此疲。网民的行为特征与其特有的心理模式有关。
那么，现实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样的？
2011年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进行的医患关系调查研究，覆盖到了25个省市自治区，抽取样本来自90个区县，360个村居，4000有效家户或个人，研究发现，对医生、护士、医院的满意度分找订单别是94.6%、93.5%和79.8%。
课题负责人邱泽奇教授强调，调查显示的是被调查者个体对医生、护士个体的满意度，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患者群体对医护群体的满意度不同，后者受宏观的政策制度、经济环境影响更大。结果报道后，网络一片哗然，认为高估了对医疗界的满意度。
笔者认为，尽管医闹医暴屡见报端，该调查结果还是可信的。一是该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似，互相佐证；二是医闹医暴事件的发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与全部诊疗事件相比，还是小概率事件——对总的满意度影响较小；三是医护职业长期以来救死扶伤的光辉形象仍然深入人心。杭州市社科联公布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调查，“医生”以55%的高票登上人们心中最找订单理想职业榜首（钱江晚报，2014年8月21日）。
尽管如此，网络舆情作为医生所处的舆论环境的一部分，必然会对诊疗活动产生的影响。
8月19日，北京青年报以《中国医师协会首次投诉记者》为题报道了国家级医师行业组织——中国医师协会将着手设计制度化的应对医疗纠纷中虚假新闻的方案，包括追究媒体失实报道的责任等，并提及种种不负责任的报道导致社会和患者对医院和医务工作者的痛恨，呼吁给予医院、医生宽松的社会环境、合理的法律环境和理性的舆论环境。这标志中国医疗界官方开始正视舆论环境对医生的影响，并将着手进行干预。医疗卫生从业者也应该主动了解网络舆情的规律，但不应被舆情左右，认真应对日常工作中医患关找订单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