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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非常受欢迎的重要意见领袖由于其在业界有一定知名度，所以有些年份，他会同时为6家或者更多家企业工作。
分别在2004年和2009年进行的两次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医生和药品或者医疗器械企业有过至少一种类型的财务往来。埃里克·坎贝尔(EricCampbell)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也是马萨诸塞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GeneralHospital)芒根健康政策研究室(MonganInstituteforHealthPolicy)主任，他主要撰写了这次的调查报告。他说，2004年，和药企有财务往来的医生比例是94%，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84%。
近日，美国政府公布了美国每一家制药和医疗器械制造商支付给医生的费用明细。
这一信息是根据2010年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CareAct)》中的规定披露的。这一法案强制要求披露医生、牙医、按摩师、足疗师和验光师由于进行推销式谈话、咨询、用餐、教育和研究，而从企业那里得到的费用。
目前，还不知道这些数据将会说明什么问题——一部分是因为第一批数据是不完整的，只覆盖了截至2013年底几个月的支出情况——但非营利性民间新闻网站ProPublica有几个很棒的猜测。那是因为它在过去4年里开展了一个“给医生的美元(DollarsforDocs)”项目，该项目一直在深挖医生和药企之间的关系。
ProPublica整合了一些大型药企网站公布的信息。联邦监管机构会就药企不恰当营销和给医生回扣，向法院提起对它们的诉讼，而作为解决案件的一个条件，药企要在其网站上公布他们支付给医生的费用。通过与医生回扣调查网站PharmaShine的合作，ProPublica整理出了2013年的医生回扣数据，涉及到的17家药企的销售额占到2013年全美药品销售额的一半。患者还可以通过其网站上的搜索工具，查看自己的医生收受回扣的情况。
以下是ProPublica从数据中发现的几个事实：
许许多多医疗从业人员和制药行业有关系
“给医生的美元”项目现在包括了从2009年以来的340万次费用支付，支付费用总额超过40亿美元，其中25亿美元是给研究用的。仅2013年一年就有120万次费用支付，总计支付资金近14亿美元。
计算出收受回扣的医师的精确人数是不可能的，因为药企还没有使用跨公司的统一唯一识别码。但很清楚的一点是，总的人数应该有数十万人。
去年一年内，除掉支付研究费用以外，制药企业辉瑞制药(Pfizer)和医疗保健专家之间的互动次数是最多的——大约有14.26万次。阿斯利康制药(AstraZeneca)以11.12万次名列其后，强生(Johnson&Johnson)和森林实验室公司(ForestLabs)每家各有近10万次。在全美范围内，预计有80万到90万名医生涉及其中。
“大多数脱离公立医院工作的医师都会以某种形式被制药行业接触到，”PharmaShine创始人之一、ObsidianHDS的联合创始人乔治·邓斯顿(GeorgeDunston)说。“把这些加起来，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坎贝尔一直在批评医生和药企之间的关系。他说他并没有进行后续调查，但他猜测从2004年开始，接受费用支付的医生的比例很有可能已经有所下降。
“老办法就是去尽量多地和许多医生取得联系，广撒网，和他们建立关系，”他说。“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性和具体性一直都要强得多。”
有些医生与许多药企保持联系读过医学杂志文章附带的、印刷精美的披露手册的人都知道，医生往往会同时和几家在同一领域(比如心血管病或者精神分裂症治疗领域)竞争的药企达成共识。ProPublica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马克·科恩(MarcCohen)是纽瓦克贝思以色列医学中心(NewarkBethIsraelMedicalCenter)心血管科主任，他去年就靠为6家企业说好话或者提供咨询，拿到了27万多美元。而他本人还是一个多产的研究者和作者。
在一次采访中，科恩说他只和有大规模临床实验做支撑的药企合作。“总地来看，产品的科技含量非常重要，”他说。“这些药企则会成为我选择合作的对象。”
ProPublica的数据显示，古斯塔夫·阿尔瓦(GustavoAlva)是加州的一位精神病科医生，2013年，他靠为4家企业说好话和做咨询，挣到了19.1万美元。阿尔瓦并没有就本文打回过电话，但去年他和ProPublica的记者说：“实际上，我很喜欢告诉病人在某一领域有新的发展。”
规模最大的企业也并不总是花钱最多的。一些较小的药企在这方面的花销也很大。以森林实验室为例，它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制药企业，7月刚刚被总部位于都柏林的阿特维斯公司(Actavis)收购。根据著名健康信息公司统计，2013年，森林实验室在美国本土的药品销售方面花了38亿美元，这让它勉强跻身前20位。
它的产品销售额比去年排名前两位的瑞士诺华公司(Novartis)和美国辉瑞制药(Pfizer)小得多，但它在推广说服事件策划方面的花销，截至2014年9月底已经轻轻松松超过了这两个竞争者。
2013年，森林实验室花了3230万美元来鼓励医生有倾向性地与患者谈话，而诺华公司和辉瑞制药在这方面的花费分别是1279万美元和1260万美元。
阿特维斯公司一位发言人拒绝就公司战略做任何评论，但森林实验室的发言人说，去年，该公司花了更多的钱在帮自己推销的医生身上，因为它没有用昂贵的、直达消费者的电视营销方式。它在去年推出的新药也比其竞争者更多。
那些推出了新药，或者以前的药有了新的用途被批准的公司，往往会花费更多。那些没有太多新产品，以及失去(或者即将失去)自家药品专利保护的公司，在这方面的花销倒会和其他公司持平。
“许多钱都是这些公司在新药或者有前途的产品的研发周期内花掉的，这并不是制药行业才特有的现象，”制药行业贸易组织美国药物研究与生产联合会(PharmaceuticalResearchandManufacturersofAmerica)副总顾问约翰·默菲(JohnMurphy)说。
在药企和医生之间，一起吃饭的次数超过了所有其他形式的互动，但它涉及的金额却比其他形式小得多。
在美国安进公司(Amgen)2013年55000次支付清单中，除去研究费用，食品占到了将近50000次，大约为总数量的91%，但所有食品的费用只花了310万美元，只占到总支出额的大约20%。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安进公司在区区600位为它说好话的医生身上，就花了将近2倍于上述食品费用的钱(600万美元)。
其他公司花销的模式也差不多，为药企做推销的医生的每次推销都能拿到2000到3000美元，甚至更多。
美国药物研究与生产联合会的律师默菲说，鉴于医生接待患者的日程很满，因此吃饭时间往往是接近他们的唯一机会。公司的销售代表带去的不仅是药品的信息，而且还有一顿饭。“许多医生的办公室都会在午饭时间关上门，”他说。“在患者看护时间，我们想让他们去见患者(好帮我们说话)。”
研究人员说，无论动机如何，即使是小礼物或者一顿饭也能影响一个医生对一种药的看法，并让他更多地开那种药。
那这种披露支付信息的做法有用吗?
嗯……这要看你对“有用”的定义是什么了。
在过去4年里，“给医生的美元”项目曾经进行了超过800万次咨询，一些患者告诉项目组说，制药企业给医生的费用会让他质疑医生开某种药的原因。其他患者则说，这会让他们对自己的医生更有信心，觉得他们真的是专家(所以才会有药企愿意给钱)。
在联邦数据公布之前的几年里，ProPublica报道了许多企业削减了付给为自己做推销的人的钱。但纽约一位为制药企业做法律顾问的律师斯科特·利布曼(ScottLiebman)说，到底是支出披露导致了这一后果，还是商业因素在起作用，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