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后面有什么背景吗?”这是过去一年我从跨国车企、合资企业和外国记者那里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的背景都不那么令人愉快,先是大众DSG被迫召回,后来是央视曝奥迪、宝马、奔驰使用“含有一类致癌物质的沥青阻尼片”,还有吉利和自己的全资子公司沃尔沃苦等3年,终于“获准”成立“合资企业”,再后来是央视和主流媒体批进口车“垄断暴利”。而这个问题所指的“背景”则无一例外,不过是“政府背后插手干预”的尊称。这是跨国车企胆战心惊的一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那么,在这些事件背后,政府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先说央视3·15晚会后大众DSG召回。德国及欧美媒体惊呼,这是中国政府为发展中国自主品牌而打压外国品牌的“新动向”。我当即在《DSG召回,大众的转捩点》一文中说:“其实中国政府扶植自主品牌的手段之多,远远超过外媒的想象(尽管采取这些手段的效果是另一回事),犯不着非要明目张胆地跟外资过不去,毕竟,中国政府眼下正为2012年以来吸引外资下降而发愁。无论外媒能否理解其中的矛盾之处,有一点可以肯定:把DSG召回政治化,把水搅得再浑,也无法漂白大众的傲慢、偏见和丑陋的大企业病。”
其实在DSG召回问题上,政府的确通过央视3·15晚会向大众施加了压力,原因是DSG在台湾召回后,大陆迫于巨大的国内舆论压力而采取的行动,这不是“多余且不当的政府干预”,而是对政府以往在此问题上少作为的纠偏,依法做政府该做的事。
但问题还没完,央视随后接着报道称,全球三大高档汽车品牌为使每辆车降低“150块钱到200块钱左右”的成本,使用了“含一类致癌物的沥青阻尼片”;质检总局已经开始调查,并要求汽车企业自查。这一报道让不少车主受到惊吓,相关厂家忙作一团。然而,不少业内人士则质疑:为什么豪车内致癌毒气如此严重,却长期以来畅销无阻,主管部门早干什么去了?如果奥迪、宝马、奔驰这样全球顶尖的豪华车厂家为了节省每辆车200元的成本,都使用致癌阻尼片,那么中档和低档品牌汽车会怎样?外媒则因此确认,先是大众DSG召回,又是三大德系高档品牌的“有毒阻尼片”,中国政府的确是要打压外资。
然而,这个轰动一时的报道和质监总局的调查却没了下文,倒是有媒体以“央视沥青阻尼片致癌报道骗局”为题报道说:经过一系列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周光亚(央视报道中指认沥青阻尼片有毒的“专家”,其身份“鬼鬼祟祟”)自己的公司也生产沥青阻尼板”!此外,“沥青阻尼片”的种类及是否含毒的问题,也有一些科学的说法从各种渠道渗透了出来。这明显是一起冤假错案,但相关厂家却三缄其口,哪敢鸣冤叫屈,显然是担心强势媒体的报复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政府干预。
如果说,对DSG和沥青阻尼片事件,人们只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习惯性地认为其背后有“多余且不当的政府干预”,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类政府干预的话,那么,吉利与沃尔沃“获准”成立合资企业,就与政府干预脱不了干系了。堂而皇之地逼着儿子娶老妈,否则不给你建厂资格,而且即便你从了,也要等三年,这或许是审批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最离奇的案例之一。当然,对这个案例,主管部门多少还能拿汽车产业政策说事,而合资企业必须搞合资自主品牌和新能源汽车,就没有任何政策法规的依据了,以至发改委一位负责人不得不出面否认这种天下皆知的暗箱政策的存在:“合资企业推出自主品牌产品,或者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都是属于企业自愿行为,不是谁逼着他们这么做的。”可有谁信呢?
至于央视及部分主流媒体报道的进口车“垄断暴利”问题,有报道说发改委“已经密切关注不下两年,并已经展开了调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也在配合发改委对汽车生产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而大张旗鼓的媒体不过是配角而已。但问题的演变显然出乎发改委的预料,一些业内人士分析了我国进口车的价格构成,包括税费结构、企业的必要成本支出等,并与其它行业做了比较,发现进口车并无暴利,进口车高价的元凶是相关税费奇高。于是,进口车高税费而不是“暴利”厂家,成了人们强烈抨击的主要目标。此外,对进口车经营方式的分析结果也表明,进口车竞争相当激烈,并无垄断经营。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际商报》的调查中,那些被指“垄断暴利”的企业一律三缄其口,但私下里却有人说:主管部门已经发话,要我们在媒体面前闭嘴。随后还反问记者:这后面有什么背景吗?后来,那些痛批进口车垄断暴利的媒体也闭嘴了,至于是应主管部门的要求,还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报道漏洞百出、贻笑大方,那就不得而知了;相关的反垄断调查也不了了之。反垄断固然是政府的责任,但如此缺乏专业水准和滥用权力的反垄断,还是少一些为好。
回顾一下,在这些事件中既有政府该做而没做好,到后来亡羊补牢的,也有政府不该做而硬要做的,还有政府该做却做砸了的,而政府主管部门又与媒体搅合在一起,外人分不清是怎么回事,只能猜“这后面有什么背景”。一个“猜”字表明政策和政府行为缺乏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对投资经营者来说,这是最可怕的。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要改善这类问题,使投资经营者拥有免于猜不透的自由。